多余的话

下午群友发来科幻大会的消息时我人在学校招聘会现场，看着一些行色匆匆地本硕博拿着简历来来往往。群友拿着社团的旗子，拿到了很多科幻圈大佬的签名，在群里开心地发了许多照片。与此同时，我有点热了。人很多，也很挤，场地上空漂浮着燥热的气息。

我并不是应届生，但时代的冷气早已传导到我的身上，催逼我来到此地。我想我是个很有危机感的人，上一次有这样的感触，还是在20年的春节，我看着被临时打断的新闻联播，想，科幻之中所说的那种时代的巨变，就这样到来了。

群友拿到了许多签名，接着去排了大刘的签名。队真的很长，堵满了场馆，比招聘会现场更甚。我和朋友慢慢穿过人群，从一端到另一端，看完了所有企业的展板。朋友说：看，如果你读了研，就可以把自己以一年25w的价格卖掉。

是啊，现在我们知道了自己的价钱。我望着群友发来的黑压压的人群，继续调侃着：“我有一个科幻构思——就是坐那的并不是刘慈欣本人，而是一个只会签名的机器人。虽然机器人显然没法控制如此精细的手部运动，但大刘在这类科幻大会上显然已经成为吉祥物了。”然后我转头对朋友说：“把人当做置换金钱的筹码，这就是马克思说的物化。”

我看着群友照片里长长的，充满希望的人群，忽然感到极端的荒谬。跟我同去的朋友说：“所以啊，我不怎么急着把自己卖出去。我还没有想好未来要干嘛。”

并没有人想清楚这个问题。我回到宿舍，开始磨磨蹭蹭地写作业，时不时瞄一眼手机。

两个小时过去了，群友终于排到了签名，还把社团的社刊送给了大刘一本。

群友去参加科幻大会并不是出于兴趣，我们是被邀请去的，因为八月份已经通知：我们社团获得了银河奖的提名，有一个路费报销名额，可以去到成都现场。

本来确实该现任社长去，不过上海到成都实在太远，况且，社长说他对此有一种“不祥的预感”：他觉得，他如果去了，社团就一定得不了。公费旅游的机会就这样被社长拱手让出，信息则被发在干事群里，很久都没有答复，似乎没有人想去。

彼时我还在放暑假，在家里颇也纠结了几天，不过最后还是打算不去，当然不是因为周五排了一节专业课要上，而是另外的原因。最后机会给到了一位自告奋勇的群友。群友带着仅剩的四本社刊和一本新刊样刊飞赴成都，在凌晨落地。另一些群友远在海外，隔着时差，还有人忙着推免，日日焦虑。我刚结束一段漫长而痛苦的科研，迷茫而持续地思考着未来。

真正颁奖的时候我已经写完了数集作业，正打算骑车去拿快递，习惯性地戴上蓝牙耳机放歌。群友发来了银河奖直播，打开看了看，声音实在是太小。索性还是放歌吧。首先挑了时代的晚上。“没有新的语言，没有新的方式，没有新的力量，能够表达新的感情。”确实如此。如今，我们有的也只有无能的力量了。

听着歌的时候，脑子里还想着银河奖的事情。老崔唱到“是不是我越软弱就越像你的情人”那句的时候，不免苦笑。下午群友说笑着说要构思获奖感言，颇有半场开香槟之嫌，当时我说：“一般来说科幻社团就是去充场子的，扮演朝气蓬勃的热爱科幻的青年团体角色，让老登们觉得是后起之秀大有可为，怎么可能让你说话。”话虽然这么说，但心里还是期待着能得奖，怎么又不是一种软弱呢？实在是讽刺。

拿了快递的时候我看了一眼手机，好像还没有宣布。好巧不巧，耳机忽然没电了。于是，也就只能听着风声回去。路上脑子里乱糟糟徘徊着歌词，也做好了只混个提名的心理准备。很早之前，我刚开始听崔健的时候，总能从他那里听出反抗和希望获得认可的意味，大抵是因为他的歌词里老用“我”跟“你”的缘故：“我”既要“你”给我自由，又希望“你”认可“我”。那时候觉得，做社团也是在与一些无物之阵对抗。无疑，这样的对抗带给了我做事的动力。后来听得多，也想得多了一点，才意识到崔的歌词其实来自那个特殊的时代，那时候，“我”和“你”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现在并不是如此：如今“我”早已离开“你”，也并不希求“你”的认可。这样想了之后，我也就知道，做社团其实也仅仅是为了做事情本身而已。所谓的认可，只是手段，藉由它活下去并且活得更好才是最终的目的。

车到宿舍楼下，我把手机掏出来。果然刷出了好多条聊天记录，看上去，是大刘在宣布最佳科幻团体，而直播卡住了，大家都在焦急的等待。接着是一连串的卧槽，而后，幻协真的大赢特赢了。群友不仅跟大刘站在了一起，在之后的拍照之中，大刘甚至还帮我们举了社旗。

有没去的群友自称喜极而泣：“可恶，我也想站大刘旁边。”我也忽然羡慕起那位在现场的群友来。

而后，大家都开始发起朋友圈。我想了半天，用了Queen的歌词

You had your time you had the power You've yet to have your finest hour

虽然幻协的现状并非歌词里唱得那么好，但总之也算是美好的祝福了。

之后的一段时间，看着幻协微信大群（和许多久久不用有点死了的群）里好多幻协的老学长都出来激动地刷着屏发着红包，我的嘴角就没有压下去过。有很久之前毕业的校友找上门来，也有远在美国的幻协干事隔着时差一起庆祝，这些都让我清晰地感受到，人和人聚在一起才是玩社团的意义，而非奖项本身。

一阵兴奋之后，作业是彻底写不下去了，只好在群里继续闲聊。有群友刚好在这时收到了推免offer的邮件，双喜临门，前几月的愁眉苦脸一瞬间海阔天空起来。在现场的群友拿到了奖杯，大家却忽然想起来社团甚至没有一间固定的活动室来存放奖杯——看来，你社的基本盘也就这样了。

聊了一阵，我定下心写作业，不久就到了群友惯常出没的午夜时间。群不出意料地活跃着，话题总会偏到一些有意思的事情上，譬如未来，当然这里既不是科幻常常预测的那个未来，也不是社团的未来，而是加诸我们自身，不管怎样必将来临的未来。也说，等群友从成都回来，要搞个大party，大家都来那种。可组织这样的party也是难题，毕竟没有前人经验，不过好在有的群友拿到了offer，或许也就可以多出一出力了吧。后来杂七杂八聊了很多，也开玩笑说在现场的群友是不是我们这些人里离大刘最近的之类——看到这句的时候我正打算写这篇文章，也就忽然开了新话题，水起群来：“其实本来我是想去的，不过纠结了好几天，最终还是不去了。”

群友自然表示疑问，我回复说：感觉我如果见了大刘，会不知道说啥。这个回答很怪，但确实是真实状况。在那种场域之下，我似乎只能扮演小粉丝的角色，而大刘则需要继续承受几乎过载的热情，大概还有不断签名导致的手指疼痛。我想，如果是我而不是群友在现场，我大概会表现得更局促与不适应，之前的一些事情已经证明了这一点。虽然这样的机会确实十分宝贵，但我也确实不想在我对这个场域祛魅之后，再度回到那个场域，并扮演场域需要我扮演的角色——即使真的这么做了，我想效果也不会特别好。大概率我会很愤怒，而这样的愤怒是对无物之阵而不是在场的任何人，而不幸的是，如果有任何人看到了这类愤怒的外在表现，会觉得我这个家伙实在是太不给面子。而显然，在场的群友对这些事毫不在意。作为社团代表，群友确实比我更好地履行了职责。而我，大概也只会在介绍社刊的时候，真正符合场域要求的角色吧。

我在群里也说了这些，当然是比上文更加口语化的版本。说这些的时候我确实觉得我的这个人生阶段就要终结。之前那些我曾经以为坚固的东西，如今已经被我自己解构得烟消云散，做事的动力也在逐渐消退。第二本社刊我并没有参与太多，只做了一些审稿，以及一篇文章的策划和写作。本身策划是这样的：采访我社从建社以来的一些成员，写出一本社团史来。并不是那种仅仅罗列人物事件和成就的东西，我想知道的是故事：某人为什么做某事，在这之前，某人的想法如何，这之后，发生了何种改变。在我看来，这样人类学民族志的方式更加有意义，也更加值得借鉴。用量化的指标去核定社团的历史，固然可以得到一些有关兴衰的结论，但这样的结论并不实事求是。关键在人：ta们是否在这里留下了美好的回忆。这样的策划听起来确实很棒，但最后没有实现。这显然是因为我是个懒惰的人。而且，我也不敢确信，我业余作者的水平是否能够勾画事物完整的样貌。最后只好退而求其次，写了我们这些人和幻协的故事。既然大家都认识，那么采访也就毫无必要，于是它最后成为了一篇共创的作品——共创者并不多，注定了它只能代表部分的视角和部分的故事，但也是我力所能及的全部了。作为我玩社团生涯的结末之作，它大概也算是个好故事的收尾了。